念青博客 : 学者认为不能放大改革中的问题


学者认为不能放大改革中的问题

    从暂停国企改革管理层收购到质疑整个国企改革的合法性,从断定医改失败到否定教改、房改,从悲悯弱势群体到谴责“主流经济学家”,有关“不负责任的改革”和“不能不负责任地批评改革”的争论一度空前激烈。

    近日,《中国改革》杂志主编新望和成都市社会科学院院长陈伯君针对目前中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质疑改革的声音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不能放大改革中的问题

    质疑问题一:目前中国大量特困群体的出现和存在,是矛盾凸现期的一种突出现象。而这似乎为一些质疑改革的声音提供了事实依据。

    成都市社会科学院院长陈伯君:特困群体的确是当下的一个严重问题。2003年,政府公布的绝对贫困人数,年收入600元以下的有3000万人。这个特困群体主要包括城市低收入工人,如下岗或待业工人、进城务工的部分农民工和远离中心城市、自然条件差的农民。2005年,中国富翁前400名拥有资产6000亿元,占2004年GDP的4%。两组数据说明两极分化正在加速。2005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研究所完成的调研报告结论是: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6,处在第二个黄灯警戒期,照此发展,突破0.50这个红灯警戒线不需几年。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应看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改革之初的1978年,在只有10亿人口的情况下,绝对贫困人数就有2.5亿,占当时中国人口的1/4。如今中国人口已增长到13亿,3000万绝对贫困人数仅占总人口的1/40。这两组数据告诉我们,改革20多年来,一边是人口年均增长1.05%,一边是绝对贫困人数年均下降8.1%。这一增一减,表明改革不仅没有增加贫困人口的基数和比例,而且在消除贫困方面成效显著。

    质疑问题二:当前有些人不仅不承认改革有助于消除贫困,甚而断言,改革以来,工人农民的经济生活和政治地位急剧下降,说明改革存在严重的方向性错误。而且这一声音在目前有着不小的市场。

    成都市社会科学院院长陈伯君:这当然不是实事求是的说法。就经济生活而言,工人农民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是贫困群体,而且问题远比今天严重。我母亲在一家集体企业工作,凌晨6点上班,晚上11点后下班,月工资才20元,买定量供应的粮油就得花去15元,余下5元供全家5口人的日常开支。我插队所在的乡村,贫困的农民比比皆是。说工人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与现在比是“急剧下降”,真不知立论依据在哪里。

    计划经济时期,农民地位尤其卑微。比如,对城市人的惩罚之一,就是注销他的城市户口,发配到农村劳动。那时任何一个农民,只要有机会成为城市人,跳出“农”门,方圆十里、百里的农民都会欣羡不已;任何一个城里人,如果要解决家庭成员的“农转非”问题,都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付出高昂的代价。

    计划体制时代,贫困是普遍现象。这是改革的起点。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工人农民不是受益最大的群体,但普遍受益则是不争的事实。之所以在贫富分化严重、基尼系数处于警戒期的今天,社会仍然能在总体上保持稳定,个中原委就在这里。总之,决不能放大改革中的问题。对改革中的问题要有历史观。历史观就是比较,就是总体权衡。两利之比取其大,两害之比取其轻。改革不可能没有成本。只要成就大于成本,改革就是成功的。

    走改革开放的路子,才是“穷人的经济学”的不二法门

    质疑问题三:无论怎样评价改革,但目前特困群体大量存在是的确不容回避的。对于这一问题到底应如何解决,许多人心存疑虑,甚至对改革的前途感到迷茫。

    《中国改革》杂志主编新望:1990年代以来,两极分化的确加速了。对这个问题,我认为,只能用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办法来解决。我在东部的一些农村做过调研,东部的多数农村原来是非常穷的,可能比当时的中西部地区还穷,恰恰是市场化和民营化使他们脱贫,使他们富裕,这对我们应该不无教益。

    因为城乡差别,因为贫富悬殊,就有了“穷人经济学”。对“穷人经济学”的范畴,温总理的概括非常好,就是研究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这些问题的确值得研究。但某些人说的“穷人经济学”不是这种“穷人经济学”,而是把所有富人的财产直接拿过来分给穷人的“穷人经济学”。这种所谓的“穷人经济学”,我宁可称之为破坏的经济学,它对发展与稳定是不利的。

    经济学之所以有存在的理由,就因为它是让人富而不是让人穷。事实上,改革以来的中国是世界上“穷人经济学”搞得最好的国家,实现了世界反贫困的奇迹。世界贫困人口从二十多年前的4.2亿,到现在只剩1.8亿,脱贫人口达2.4亿,其中中国脱贫人口就超过了2个亿。这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成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历史证明,搞市场经济、走改革开放的路子,才是“穷人的经济学”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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